4月26日下午，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次會議對國務院關于2015年度環(huán)境狀況和環(huán)境保護目標完成情況報告進行分組審議。審議中，多位委員和列席會議的全國人大代表認為，鑒于我國當前土壤污染狀況觸目驚心，在實施大氣、水和土壤污染防治的“三大戰(zhàn)役”中，要更加重視土壤污染防治的立法問題?！　　　?br />環(huán)保部部長陳吉寧在會上表示，未來即將出臺實施“土十條”。啟動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詳查，以農用地和建設用地為重點，實行分級分類管控。同時完成土壤環(huán)境質量國控監(jiān)測點位設置，建立土壤環(huán)境基礎數據庫。健全土壤污染防治相關標準和技術規(guī)范，推進治理與修復試點示范。不難預見，未來一段時間，有關土壤污染治理，*會有更多“大動作”。然而在這些“大動作”的背后，是否也隱藏了不少懸而未決的問題待解決？
全國工商聯環(huán)境商會秘書長駱建華列舉了這樣一組數字：我國土壤污染總體形勢不容樂觀，土地污染超標比例達18.1%。其中，耕地土壤面積、草地土壤污染超標都超過10%以上。國內受重金屬污染的耕地有1000萬公頃，占18億畝耕地的8%以上。據統(tǒng)計數據顯示，長江三角洲地區(qū)，特別是浙江地區(qū)，鎘、汞和鉛超標達到48.7%，珠江三角洲44.5%,京津冀地區(qū)也已經超過10%。除了農林牧用地和工礦業(yè)場地等污染嚴重領域的土壤需要修復治理外，隨著城市化進程及產業(yè)結構調整，工業(yè)企業(yè)搬遷后也大量污染場地亟需調查及修復治理。
2001年至今，全國超過10萬家企業(yè)關停運轉，遺棄了大量高風險的污染場地。其中包括金屬冶煉、電鍍、機械加工、鋼鐵廠、化工廠、農藥廠等大量排放危險廢棄物企業(yè)。我國污染土壤修復工作起步較晚，進展緩慢。2002年至今完成了幾百項污染修復治理工程。雖然國家層面出臺了一些通知和規(guī)范，但對一些關鍵問題沒有涉及，因此在項目實際實施過程中，仍然在污染場地修復責任主體的確定、資金及監(jiān)管等方面存在不少爭議，造成場地搬遷、修復治理和開發(fā)工作進度嚴重滯后。
不少業(yè)內人士也表示，當前國內污染場地修復仍存在不少問題待解決。
首先，治理責任主體不明確。駱建華強調，場地土壤污染及其治理涉及復雜的社會關系。多利益主體的存在使得責任主體非常難以確認，造成相互推諉治理責任的困局。在目前責任主體沒有剛性約束的情況下，很多地方*對當地開展污染場地修復的積極性并不高，而已搬遷、停產或轉讓的廠地更是難以確定責任人。　　　　
其次，缺乏系統(tǒng)性頂層設計，同時產業(yè)化程度有待提升。“目前，國家層面還沒有建立完備的土壤污染調查、風險評估、檢測技術和環(huán)境質量技術標準，污染修復治理后也缺乏長期監(jiān)測和監(jiān)管。由于土壤污染治理難度大且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和較高的技術門檻，商業(yè)盈利模式不清晰，尚未形成良性的產業(yè)鏈條，整個產業(yè)市場目前基本處于信息封閉化和競爭無序化的狀態(tài)，民間社會資本投入有限。”趙笠鈞透露說。　　　　
再次，土地修復耗資巨大。據研究顯示，污染土壤修復治理資金需求巨大，如荷蘭2000~2009年土壤污染修復成本為3.35億歐元/年，其中*投入為1.6億歐元/年。根據歐美等發(fā)達國家經驗，土壤保護成本、土地可持續(xù)管理成本、場地修復成本，基本比例為1的關系。國內地方資金配套缺口較大，僅靠中央*財政資金支撐難以為繼。此外，地方虛增建設規(guī)模和投資額度現象嚴重，實際用于污染場地修復的投入有限。在這種情況下，為加強行業(yè)監(jiān)管，明確責任主體，推動搬遷、修復治理工作的快速推進，不少人士也紛紛建言獻策，提出自己的建議。要明確修復治理責任主體。若污染土地依然歸關停搬遷企業(yè)所有，則原有單位承擔治理責任，需要對原場地污染狀況開展調查評估并向環(huán)保部門備案，從關停費、搬遷安置費用中提取污染場地修復治理備用金。若污染土地已經轉讓給新單位使用，則新單位負責籌集污染場地修復治理費用。若污染土地由當地土地管理部門收回，則土地管理部門應作為責任主體開展污染場地修復?！　　?/span>